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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佩英:迁徙,那些人,那些事---我看《知青》随想(二)
作者:唐佩英 加入日期:2012-12-3 录入:李余康 点击:2885
唐佩英:迁徙,那些人,那些事---我看《知青》随想(二) 
作者:唐佩英 加入日期:2012-11-21 录入:李余康 点击:383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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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徙,那些人,那些事   ------我看《知青》随想 (二) 
作者:唐佩英 加入日期:2012-11-21 录入:知青 点击:1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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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人们因为生活所迫,或是怀揣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梦想,离开祖辈生活、生养自己的故乡到他乡去谋生的行为,可以称之迁徙。有个人或举家前往的自由迁徙,如“闯关东”、“走西口”,也有政府为了边疆安全、战略布局或是解决某种危机而发动组织的大迁徙。距今远一点的有清朝乾隆年间锡伯族的西迁,近一点的有国民政府败退台湾。我们看到的则有1960年代近2000万城镇职工回乡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迁徙,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,成千上万的人们迁徙到中西部13个省区。我们经历的便是全国2000多万青年学生从城市向农村的大迁徙。规模最小的是1955年98名上海青年到达鄱阳湖,成为共青城的开拓者。在那户口绑定人生的年代,人们不能自由迁徙,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都由政府策划并有其深刻的背景,复杂的因素,国际国内,政治经济等等。回头看,同样的迁徙,不一样的结果,有的创造奇迹,有的只是牺牲而已。有的载入史册成为永恒,有的如同大雁飞过。。。。。。
    据史料记载,乾隆年间,为加强西北边防,清政府针对伊犁地区人烟稀少、防务空虚、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,乾隆皇帝于1764年下诏从沈阳及其周边城市调集锡伯族官兵1020人携带家眷共3275人前往新疆驻扎,加强兵力。在交通工具非常落后,而且道路险阻、气候多变的情况下,一心效命国家的锡伯族军民仅用了1年零4个月,行程近两万里,比清政府规定西迁3年到达的计划,提前一年多到达了伊犁,胜利地完成了西迁的伟大历程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大壮举。从此,锡伯族军民在伊犁河谷屯田定居,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在这风沙弥漫的大西北,勤劳的锡伯族人民凿山筑渠,修筑了长达100多公里的察布查尔大渠。潺潺的流水使荒漠的原野变成了阡陌纵横,树木葱绿,瓜果飘香,美丽富足的地方。
    两百多年过去了,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,人们都隆重开展各种纪念活动,并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——西迁节。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语言、文字,淡化了自己的风俗习惯。而新疆察布查尔地区是我国最大的锡伯族集居地, 居住着2万多锡伯族人,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及浓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。我有个来自新疆察布查尔的同事,就是西迁锡伯族人的后代,与他谈起这段历史,他如数家珍,为先辈的壮举而自豪。锡伯族人的西迁载入史册,他们的壮举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察布查尔大渠共存,他们的精神得以传承,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屯垦戍边,后人永远纪念他们,崇敬他们。
    回乡职工是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,被精简退职,从城市向农村转移,涉及全国范围的大迁徙。
从1958年开始,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“左”倾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,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长达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,1960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。其中的一项重要调整措施就是实行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,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。止1961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,城镇人口2600万。以大量地减少工资开支和粮食销售,度过财政困难。
    我就读的小学座落在工人集居地,1961夏天,因各班都有学生随父母回到了爷爷生活的农村而减员,不得不并班,把我就读的班级拆分了。说起回乡职工,有两个镜头记忆犹新。1971年春回沪,在菜场看到了当年回乡的同学“小扣子”,大名钮扣琴,一个漂亮的姑娘正在刮鱼鳞,当她认出我时,眼泪哗的流下来了,交谈后得知,她带着弟弟妹妹已来上海好几年了,幸好叔叔一家接纳了他们,在私房边搭个披住下了,也没有读书,靠刮鱼鳞捡菜皮,帮佣讨粮票艰难度日。她告诉我,死也不回去,我把身上带的几斤粮票给了她。后来才知道社会上有些回乡职工到了农村过不下去,又回来了,成了倒流户,在城里一无所有也过不下去,又回乡了。最终极小部分坚持下来的解决了户口,小扣子幸运地重新成了上海人,结婚时给我送来了喜糖。八、九十年代,我在企业担任领导,经常有回乡职工找到厂里,诉说疾病困难。一天,一位职工把一乡下老头带到我面前,介绍说是回乡职工,看那弯腰驼背的样子,却刚50出头,说到老婆和自己都有病,没钱治疗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,那是长期积郁委屈的宣泄。我能怎么办呢?只能给点补助,医务室开点药,买了车票送他回去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,及其同情他们,心中感慨万分。当年他们回乡后很快淹没在乡村的角落,分散存在,没有群体,只能沦为弱者,甚至被遗忘,他们个人乃至家庭作出的牺牲对国家经济的调整发展贡献巨大,但他们不被社会所理解,个人精神得不到肯定。虽然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补助的政策,但对他们面临的困难而言真是杯水车薪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,何尝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命运呢?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彻底解脱了,尚存者在社保局的补贴发放账上留有一席之地,使后人还知道有“回乡职工”这个名词。那他们的子女后代呢?真是命运无常啊!
    60年代回乡职工大迁徙成为历史遗留问题,各地常有上访诉求。依我的了解,我想对回乡职工说可敬!可叹!可悲!
    那我们呢?当年锣鼓喧天高调出征奔赴黑龙江兵团,确实满怀建设边疆、保卫边疆的理想。经历过后回头看,才明白没有投入谈什么建设,那里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去保卫。我们的去回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周期的反映。记得1963届和1964届毕业的未能升学就业的高初中生成为社会青年,被动员到新疆去。而1965届毕业的初中生100%升学或就业。当1966年5月下旬最后一班知青专列驶往新疆后,由于我们窝在学校,所有不愿去新疆的“ 不响应号召者”全部安排在了本市的工矿企业,因为企业的自然减员需要补充,该毕业的又不毕业,他们成了唯一的劳动力来源 。这时有谁会考虑去新疆者的感受呢?再看我们,由于停止了招生,从1968至1969短短的二年,积压了6届高初中毕业生需要就业,于是66、67两届弄了个“四个面向”算是解决了,但留城的比例已是后者小于前者。68、69咋办呢,工矿企业容不下了,来了个“一片红”,70届又开始松动了,就是这样起伏左右,摇摇摆摆,老百姓有的“触霉头”,有的“额角头”,其实质就是就业矛盾对政府的困扰,只是当年不承认失业罢了。我们能回来的背景也是很复杂的,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2000万下乡青年波及到高层领导的子女,我们一直没有被遗忘,这是回乡职工不可及的。有二点是不能忘记的,一是云南兵团知青的激烈抗争;二是我们父辈的牺牲和贡献,他们在年富力强时退出了就业,把就业的机会让给了子女,至今还在影响着他们的养老收入。当然我们回城后的生存和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,这是后话了。
    我们迁徙到农村,为城市的稳定贡献巨大。我们是迁徙到农村的2000万青年中的幸运者,温饱不愁,基本医疗有保障,生活在庞大的知青群体中,精神上有安慰。我们迁徙到农村,又迁徙回来了,与理想抱负无关。那里留下的只有我们的汗水、泪水、血水甚至我们同伴的生命,那里没有留下值得我们自豪的成就。来来回回,如同。。。。。。仅此而已。
 
 
 


查哈阳知青网 V1.0   最后制作日期:2007年7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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