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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志庆: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
作者:金志庆 加入日期:2012-8-11 录入:李余康 点击:2903
金志庆: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 
作者:金志庆 加入日期:2012-7-31 录入:李余康 点击:303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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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 
作者:金志庆 加入日期:2012-7-31 录入:知青 点击:7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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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

  无论是一个人、一群人、还是一代人,都需要生命的意义感,都需要确定自己没白活,不但现在没白活,过去也没白活。对于那些“不知秦汉、无论魏晋”的世外桃源如瑞士、新西兰,生命的三世浑然一体,意义前接后续,平顺得像月下缓缓流淌的春江或纺织能手指间的绸缎。而数经沧海桑田、今是昨非的现代中国,生命意义的断裂有时甚于高位截瘫,这造成了从20后到60后几代人所共有的内心紧张。梁晓声创作的45集电视连续剧《知青》,一如他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,可以说是这种紧张的产物。

  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始于文革由盛转衰的1968年底。那一年,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泥潭:造反派把当权派打倒在地之后,彼此间的大打出手向着真枪实弹步步升级,清亡后近四十年国家分裂、社会动荡的局面隐然再现。对此,毛泽东从最大的造反派泫然转身为最大的当权派,派出了军队这个尚未被“砸烂”的国家机器去恢复国家秩序。而曾经被赋予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重任的造反青年,也随之变身为“知识青年”,前往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。我当时还上小学,印象中他们是喊着口号唱着歌去的,有些甚至是争先恐后去的。总之,音高还是与文革相始终的high C,色调还是毛时代一贯的红光亮。但下场,已冷冷等在远方。过程,则像老山来的灵车,静静走在路上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一)
   我大致按时间先后,说说我个人生命中的知青:

  ·1968年底的一个寒冷早晨送二姐登上去内蒙的火车,北京站站台上的知青家属哭声一片。

  ·不久院里的大Q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他母亲眼圈红红的,逢人就说没头没尾的“刚刚十六岁”。

  ·我们小学所在胡同的一家门口又是喜报又是红花又是敲锣打鼓,听说那家的孩子没去插队,不知什么人便用轰麻雀的方法轰他。

  ·又过了一两年,我四姐也是被街道连催带赶去了农村,家里也没办法。临去之前她一声不吭在地上蹲了两三天,把家里的沙发拆开,把几十个弹簧重新绑了一遍。

  ·70年代初,二姐从农村招工去包头的工厂,急需父亲单位的证明信,父亲一刻不敢耽搁,深夜出门奔走此事,四十年前屋外的雨声此刻犹在耳边。

  ·院里还有位老高二知青叫二T,也在东北兵团。二T太想脱离黑土地了,每次回京探亲不是咿咿的拉胡琴就是砰砰的弹月琴,还手持一卷苏联人写的戏剧原理,叨叨着“悬念,关键是悬念”进行剧本创作。他那出剧讲的是知青遭遇洪水、抢收粮食,我还记得他朗读的结尾:“魏江高举红旗,众人造型,咔嚓一道闪电,剧终”。二T终于进了师文艺宣传队,不用在地里抢收抢种粮食了。

  ·大Q的弟弟小Q肝炎痊愈不久,为把哥哥办回北京,根据秘密流传的配方,喝了一整瓶葡萄酒加半斤白糖,第二天冒名顶替去医院查肝功。

  ·我则因为肝病迁延,也被人包括高中老师神神秘秘请去,帮他们插队的亲人抽血,当时颇觉自己成了人物。
  ·小Q的小屋里,墙上挂着张毛主席像,已搬走的老邻居老D有回进来,说着说着话,便扑上去将像扯下撕烂。老D是老高三,在河北插队,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馆开大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,根本听不见几个同院小兄弟的欢呼。他姨夫是27年的老党员,科学院的所长,老在院里来回散步,我听说他是“心里学家”后便问他我心里正想什么,他说“正想淘气”,这让我至今对心理学不看好。那么和蔼的一个人文革中被折腾死了。

  ·大概是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的74、75年,远远看见二T戴着长毛帽子、蹬着大头靴、斜背军挎、手拎旅行包走进胡同,满脸的春色,浑身的春意。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特别富有戏剧悬念:“一步登天哪!”原来北京的中学为解决师资不足,专门从兵团招回一批老高中知青,他这回不但离土而且离乡——套个今天的学术句型即:完全“去”上山下乡化了。

  ·北京市政府80年代末出台一项政策,允许所有在外地的知青偕同他们的家眷回京定居,我二姐一家就是那次办回来的。书本里早读到的“仁政”一词,这是头回跟书本外对上了号。

  这些知青当然代表不了所有知青,但能代表知青运动的基本走势。上山下乡有多大意义、算不算白活的问题,对于当年的千万知青、亿万亲友,答案是越来越否定的。个体局部的逃逸终于随文革的落幕而演变为整体性的溃散,正如《知青》最后一集最后一幕老站长对梁支书所发的感慨:“都走了,来的时候热热闹闹,走的时候乱七八糟。”知青运动与文革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,但差不多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样一种联系,对日后更理性地理解上山下乡,更全面地再现那段历史,造成了一定的困难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二)

  上山下乡运动所处的环境,其实不仅仅是文革十年,还有毛时代三十年,甚至更广大的社会历史时空。当年,“上面”如上海、北京及各大城市畅通无阻的一套,到了制度走样、文化别样的“下面”尤其偏远乡村,就要打折扣,有时对折,三折两折的也不是没有。于是,一个与口号社论新闻简报颇不一样的中国,便对知青,并通过知青们口头版的现代《山海经》《录异记》对更多的城市人群,产生深深的震撼,为日后中国的社会巨变积蓄了情感或情绪的能量。《知青》对这个“别样中国”有所反映,只是相对于四十五集的鸿篇巨制,它所反映的太嫌单一了,基本就是“文革凶残与人民(或人性)善良”的二重唱。就说知青跟当地群众干部的关系吧,不是知青帮群众致富,就是干部对知青呵护有加,虽然不乏感人的细节,但显得重复堆砌。只有泪眼而没有冷眼,就会缺少力度,流于滥情。梁晓声是一位富于文学情怀和社会关怀的作家,但他并没有修得大时代文艺家应有的历史理性。他繁盛的情感由于缺少带队的又怕走丢了,于是在中国现当代迷茫的天色里、错综的变局中拥拥攘攘挤作一团。就认识价值而言,这部《知青》仍在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年轮》起步的地方踏步。说它是一部80年代初的作品,写完锁抽屉里钥匙就丢了,似不为过。但平心而论,八十年代的不少作品是有生命感的,与眼下年轻快枪手们一边收发黄色短信一边“创作”出来的“怀旧”电视剧不可同日而语。


  这部剧的生命感,主要体现于生命意义的断裂所造成的内心紧张。这紧张不仅属于梁晓声一人,也属于那一代知青,甚至还属于经历了三十年河东又三十年河西的无数中国人。当然,就广大知青而言,其紧张的程度、方面、甚至方向,都会因他们当年不同的经历以及日后不同的命运而各式各样。对于后来混成大官、大款或大腕的当年知青,这种紧张即便有也不大,“天降大任”的今生完美地整合了吃苦受累的前世。八年底层和十年寒窗异曲同工,不就是块磨刀石嘛。如今磨刀石安卧在紫檀座上,陈放在法兰西风的客厅里,不但可以昭示儿孙宝剑锋是怎么来的,还能让众宾客对宝剑心悦诚服:中国就该由这样的宝剑指挥,蛋糕就该由这样的宝剑切分呀。其中年轻的女宾在珠光与剑气的交相辉映下目眩神迷,割指血沿血槽写英文血书的心都动了。

  而那些在当年上山下乡誓师大会就轮不上他们发言、如今依旧默默无闻的广大知青呢?他们少小离家,一脸褶子、拖家带口回到城市,在学历低、工作差、住房挤的人生陋巷里磕磕碰碰,腿脚微近中年,心气已入暮年——单位里数他们光干活不折腾。在新时代的价值/意义一览表上,但凡是上星的如学位、梯队、出国都跟他们不挨。而他们曾经富有的泥土、汗水、还有满手的老茧,都跟满洲国纸币似的没处花也没处扔。当年曾听到一些回城知青低声的叹息:“要不是为下一代,回来干嘛呀”。他们的人生,从下乡到下岗,像只流浪的黑猫,夜里一片黑,白天属它黑。我近年翻阅过这类知青再聚首后精心制作的纪念册,有当年的照片,还有如今的感言,从那些感言里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渴望,对那段岁月的珍视——其中“战天斗地”“广阔天地”之类文革语言或疑似文革语言随处可见。这样的感言或感受跟词汇量没多大关系,跟喜不喜欢文革没多大关系,跟毛主席让他们上山下乡到底安的什么心也没多大关系。既然当年披星戴月割麦插禾并没真发生在铁丝网里,那他们回首当年,干嘛非照别人的意思把自己看成劳改犯呢?其实,能出席插队同学、兵团战友聚会的,还不是如今混得最惨的。混得最惨的那些人怎么看那段人生,我们无从知道,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说。也许他们什么也不想,今生已剥夺了他们述说、思考前世的兴趣或能力——也许。

  知青毕竟年轻,社会巨变就算没给一些知青优待,但总还给了他们时间。岁数大的另一些人,就算得到了优待却没得到时间。就说沈从文先生吧,中年时由民国入共和国,180度的大转型几乎把他转疯了(最近读书,发现那一代学者文人光我知道的就颇有几位得了间歇性精神病)。好不容易到文革结束前夕转型完成:他积极争取入党,请思想落伍的老友站远点,别干扰了自己的进步——基本上脱胎换骨了。但接下来天旋地转,180度又转了回去。在转回去的天地里,沈老前面的四十年算生活,后面的三十年算白活。沈老本来就是个“民国范儿”,按说重操旧业总比70年代、80年代出生的民国迷要靠谱得多。无奈余下的时间扒层皮还够,再脱胎换骨就不够了——李慎之那一代才有机会从“一头沉”走到“两头真”。据说沈老暮年一再说他“无话可说”,看着不但白活而且还白费了半生劲的后半生,他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。类似的情况在老辈文人中并不少见。文怀沙先生属于极端的特例,他太能活了,漫长的岁月加上必要的资源,使此老在望百之年竟然活出了芙蓉姐姐的时代风采。为数更多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人,既没得到优待也没得到时间。过去单位里有位同事,是个勤勤恳恳低声细语的老太太,年轻时评职称时兴先人后己她就让了,老来时兴先己后人没人让她,反说她职称格外低正说明水平特别差。她无奈地摇摇头,退休回家了。1980年代这样的人很多,当时就没人关注,如今已没人记得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三)

  《知青》在舆论界遭到的恶评集中在“赞美苦难”,“美化文革”,向即将接管中国而又有着知青经历的领导人献媚,属于政治投机。是不是想“献媚”只有梁晓声自己知道,而我们只知道他80年代就开始创作这类作品了。投机的典型特征是见风使舵短期行为,像梁晓声这样几十年风雨无阻蹲一地方,跟傻老婆等汉子似的,说“投机”就不合适了。“美化文革”的说法也需要分析。首先主观上,梁晓声确实是想通过这部剧痛批一回文革(见他最近的博客文章)。可能是因为批判的心情过于急切,没顾上艺术规律,他塑造的吴敏和牛川河这两位代表文革路线的反面人物,就像光用锯子没用凿子刀子弄出来的木俑,艺术上恐怕说“次品”都高了。再有,一般发生在社会结构五楼六楼如“两校”“两报一刊”那类地方的情况,作者非塞一楼甚至地下室的陕北穷山沟里,就太牵强附会了。相对于反面人物塑造的失败,那些相爱相助的正面人物倒都还有血有肉,看着像那么回事。这就使得这部剧,在客观上,真有点儿把文革控诉会开成文革表彰会了。顺带说一下,文革特别是文革后期的文艺舞台上,一直是反面人物生香活色,正面人物直眉楞眼。《知青》则反了过来。其实说反也不反:文革作品中的正、反人物,随大时代的转身,成了《知青》中的反、正人物,如此而已。


  最后,关于“赞美苦难”,我在前面已从社会变迁与生命意义的角度说了不少,这里再说几句。第一,“上山下乡”是一个巨大而动态的集合体,既包括了数千万知青当年即不乏个体差异的经历及感受,又合并了他们后来分化更剧的心与境,不是哪个人、哪本书、哪首歌、哪部剧、哪份文件、哪派史观、哪股思潮可以一统江湖的。说你自己的,也让别人说别人的吧。第二,知识分子,如果还好意思这么叫的话,看待事物应该多点分析,少点打包,别脑门上都七沟八梁了,脑子里却总一根筋:好就都好,坏就全坏。对文革、对毛时代、对知青运动,应改一改满门抄斩的老习惯了。一段历史,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它重演,也需要在了解它有哪些害处的同时,也了解它还有哪些长处哪些道理,否则你根本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发生。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历史,你如何防止它再一次发生呢?从建设的角度说,全盘否定也不可取。在这方面,知识分子应该向拆迁工地上没啥知识的农民工和包工头学习:大凡能用的钢筋砖瓦、能卖的窗框门梁,他们一件没落下,全装车拉走了。“全盘否定”有位同父异母兄弟“全盘肯定”,那天我在一个会上听一位老大不小的先生天花乱坠地夸文革,听着跟童声独唱似的。他就不想想,文革要真好成那样,怎么就破产了呢?

  理性辩证是对知识分子的期望。我们期望于社会管理者的,则是让各种声音都有发出的机会。对《知青》和知青运动是这样,其他事情也是这样。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团 金志庆
 
 
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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